10月24日，由生態環境部對外合作與交流中心、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阿拉善SEE基金會和美國環保協會聯合主辦的2019年綠色供應鏈論壇上發布的新一期《綠色供應鏈2019:CITI指數和最佳實踐》報告顯示，有更多的國內外品牌將環境管理延伸至上游供應商，從而打造綠色供應鏈。這些品牌的數量從六年前的147個擴展到如今的438個品牌，涉及的行業達19個。

“中國作為世界產品供應鏈中的重要一環，推動綠色供應鏈管理尤為重要。”生態環境部對外合作與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陳明在論壇發言時說，“一方面通過推動綠色供應鏈的管理，可以推動整個產業鏈的水平提升，促進環境保護；另一方面，我們也為全球的環境治理可以做出積極的貢獻。”

簡單而言，綠色供應鏈是指企業將環保原則納入供應商管理機制中，其目的是讓本身的產品更具有環保概念，提升市場競爭力。

一起發生在2017年的“舍弗勒斷供風波”讓包括汽車行業在內的更多品牌開始關注自己供應鏈企業的環境表現。

2017年9月14日，汽車零配件供應商舍弗勒投資（中國）有限公司發布一則“求助函”引發輿論關注。起因是舍弗勒唯一滾針供應商因環保問題被勒令停產。舍弗勒表示，此事件或影響對合作車企的配件供應，最終導致中國汽車產量減少超300萬輛。上海浦東新區環境保護和市容衛生管理局當時在回應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時稱，外資企業選擇供應商，必須考慮其是否遵守環保法規，政府對于環境違法企業絕不讓步。

很難想象，一家零部件供應商因為環保問題關停，可能影響300萬輛汽車的生產，進而造成3000億元損失。

工信部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中心能源資源環境研究所所長毛濤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說，很多品牌企業的供應商是唯一的，如果供應商因為環境問題停工，那企業的整個產業鏈就要斷了。“舍弗勒斷供風波”讓更多企業開始關注自己的產業鏈安全問題，將環保原則納入供應商管理機制，為企業自身的產業鏈安全提供保障。

誰先“綠”誰受益

毛濤說，國家層面對綠色供應鏈的關注度越來越高，更重要的是環境執法的加嚴，為企業開展綠色供應鏈的工作創造了好的制度氛圍。

2016年7月，工業和信息化部印發的《工業綠色發展規劃（2016-2020年）》中就提到，要建立綠色供應鏈。規劃要求以汽車、電子電器、通信、機械、大型成套裝備等行業的龍頭企業為依托，以綠色供應鏈標準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為支撐，帶動上游零部件或元器件供應商和下游回收處理企業，在保證產品質量的同時踐行環境保護責任，構建以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為導向，涵蓋采購、生產、營銷、回收、物流等環節的綠色供應鏈。

在近年來國家層面出臺的政策文件中，包括《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都提到綠色供應鏈。

“制度環境越來越有利于企業打造綠色供應鏈，而隨著中央生態環保督察的推進，環境管理越來越嚴了，對企業打造綠色供應鏈是非常好的事情。”毛濤說。他在調研中發現，很多品牌企業像舍弗勒一樣，供應商是唯一的，如果這家供應商因為環境問題停工了，對企業而言整個產業鏈就要斷了。所以現在很多企業開始關注自己的產業鏈安全問題，并通過綠色的手段保障自己的產業鏈安全。

在IT行業中，華為在打造綠色供應鏈方面一直是突出代表，但實際上華為的供應商數量是行業內比較多的，大約有兩千家大供應商，這么長的供應鏈如何保證綠色供應？

華為CSR專家李士玉說，公司給我們專家組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保證華為的供應鏈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不能夠造成斷鏈，“連美國打壓我們都沒有造成斷鏈，我們更加不允許環保問題造成供應鏈斷鏈，絕對不會出現如果某一家供應商有問題了，我們要找到政府說‘給我們照顧一下，不然會影響華為6千億的產值’，我們絕對不能鬧這種笑話，所以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會特別關注供應商的環境表現。”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也談及，“舍弗勒斷供風波”對很多品牌的觸動非常大，特別是汽車行業，在“舍弗勒斷供風波”之后，更多的企業突然就關注綠色供應鏈這件事。

“我們看到更多的品牌將環境管理向上游延伸，這中間像蘋果、戴爾、華為、微軟等企業推動了40家金屬制品的企業改進他們的環境表現；在化學品方面除了IT品牌以外，更多的紡織業都在共同推進化學品行業124家化工企業去做出了改進；紡織行業的污水集中處理實際上是一個難題，但在今年的報告中我們看到在阿迪達斯等品牌企業共同影響推動下11家污染處理廠做出了改進；危廢主要以IT企業為主，推動53家危廢企業改進他們的產業，這些都體現在向上游進行延伸。”馬軍說。

綠色供應鏈助力國家完成綠色轉型

令人欣喜的是，綠色供應鏈管理主體已由大企業擴大到中小企業，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也開始關注綠色供應鏈的工作。

澎湃新聞還注意到，在今年的綠色供應鏈評價報告中，值得關注的一個新亮點是，更多供應商企業開始管理供應鏈環境風險，向著更上游的生產商在延伸。

馬軍說，品牌的供應商有自己的特點，很多污染環節發生在更上游的生產環節，品牌沒有跟他們產生直接的聯系，如果僅通過品牌去推動是非常困難的，但品牌的供應商是與這些企業直接簽訂單的，如果供應商愿意用這套綠色的標準去推動，就可以影響自己上游的生產企業，這樣一層層向上推動，效力就提高了。這種鏈式的反應也能夠使推動規模擴大更多。

“我們是被逼的！”在論壇嘉賓發言環節，仁寶信息技術（昆山）有限公司PC品保本部處長仇祖天幽默地說出了這句代表了很多供應商企業心聲的話。很多供應商做綠色供應鏈在起初就是在品牌企業的“逼迫”下開始的。

仇祖天說，仁寶是多家品牌筆記本電腦的代工廠，最開始綠色供應鏈政策在公司推行的并不太理想。后來品牌公司找到仁寶，每個月要求一開會就推這件事情，“后來我們學會了這套規則，品牌公司如何要求我們，我們就跟上游廠商簽協議用同樣的方式要求廠商，做了一段時間后有效果了。”

仇祖天說，從“品牌讓我做，變成我要做”，通過創建綠色供應鏈可以實現企業的良性循環，“如果供應鏈因為環保停工，我們就沒有供應了，但現在我們整個供應鏈更順暢了，沒有停工的危險，這對我們整個企業而言是非常有利的。而對廠商而言，一開始他們認為要求環保投入是增加成本，但現在他們體會到增加企業自身的環保投入和管理，獲得的比失去的更多，這是良性循環。”

據馬軍介紹，IPE每周都能夠收到上百家企業的信息，有的是做了環保整改，有的是進行了環境信息披露，“可以想見，這種市場化的手段可以實現優勝劣汰，在行政手段之外協助國家完成綠色轉型升級。”

經過四年嚴格的環保管控之后，中國環境治理走到一個節點，許多觀點認為，在環境治理方式上應該嘗試新的解決方案去平衡發展和保護的關系，只有這樣才是可持續的。

馬軍認為，綠色供應鏈恰恰是一個最佳方案，通過創建市場規則，改變過去“誰污染誰占便宜”的情況，實現“誰污染誰出局”，把利潤讓渡給那些愿意做好的企業，這種方式不會影響經濟發展，而是可以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

以房地產行業的實踐來看，房地產品牌在使用環保大數據去推動房地產行業綠色供應鏈的時候，沒有增加企業的采購成本，卻幫助品牌識別了供應鏈上的高風險，讓企業能夠規避它而選擇更加綠色的供應商。

目前，各地政府對企業打造綠色供應鏈多以財政補貼為主。毛濤認為，最關鍵的是把稅收、金融體系建立好，通過稅收、金融的手段扭轉“劣幣驅良幣”現象，讓真正關心環保的企業得到實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