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營商環境報告》有哪些缺陷？

對跨境貿易指標測評的分析

但對于世行《營商環境報告》所采用測評方法國內目前尚未見到有深入透徹的考察分析。北京睿庫經過對其中跨境貿易二級指標的深入研究認為：從方法論角度看，世行的測評存在若干明顯的缺陷，希望在這里提出來和專業人士討論。（注：想了解關于世行《營商環境報告》的歷史沿革和具體的評測方法，請點擊閱讀平說關事2018年初發表的《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介紹及評議》）

一、關于分類

任何一個熟悉國際貿易的專業人士都清楚，同樣的一批貨物，以海運、空運、陸路運輸方式完成進出口通關及口岸作業所耗費的時間和成本可謂天差地別，真正有意義的對比必須基于科學分類。但世行的測評沒有這么做，而把海陸空不同運輸方式簡單混雜在一起進行比較，類似于讓男女老少一幫人賽跑，最后公布誰快誰慢。

圖1 不同運輸方式在190個經濟體排名中的分布

表1跨境貿易排名前30位的運輸方式設定情況

排名結果可想而知，純海運設定經濟體（藍色）的排名明顯靠后，純陸運設定經濟體（黃色）的排名明顯靠前，以致跨境貿易排名前30位的經濟體中有24個為純陸運方式。

如果按照世行原始數據做一下分類處理，在109個純海運經濟體的對比中，中國大陸2019年報告排名為第20位，而放到190個經濟體的混合運輸方式排名中，中國排到第65位，不合理之處一覽無余。

二、關于答卷人

《營商環境報告》的基礎數據來源于問卷調查，通過問卷調查獲得數據在社會科學研究當中應用頗為廣泛。但這一方法的采用需要根據調查內容滿足相應的前提條件，譬如某機構希望以問卷調查方式了解某個心血管新藥的療效和副作用，必須通過具有心血管治療實踐的醫生來完成答卷。而世行《營商環境報告》所包含的跨境貿易營商環境的考察牽涉到國際貿易買賣、國際海運、碼頭裝卸、口岸存儲、陸路運輸、集裝箱的使用、歸還及各經濟體對進出口實施行政管理的邊境機構（如海關、檢疫）等十多個不同類型的機構、三十多個通關作業環節、十多種通關單據以及數十項不同的費用，整個過程十分復雜，須由各相關領域一定數量不同行業的專業人士共同參與方能獲得較為準確可靠的數據。

遺憾的是：世行報告對參與答卷的人數及專業經驗和知識沒有設定具體要求。表2為參與中國及其他六個經濟體跨境貿易指標項近七年的答卷人數： 

表2  近七年《營商環境報告》跨境貿易答卷人數

注：對于每一年度的《營商環境報告》，其問卷調查和報告的發布是在前一年進行，例如：《營商環境報告（2019）》的問卷調查是在2018年上半年進行，報告在2018年10月31日發布。

除了參與答卷人少，更為嚴重的是答卷人的專業能力。2018版報告之前中國參與跨境貿易部分的答卷人幾乎沒有來自實際從事國際貿易或者貨代、碼頭作業、代理報關行的專業人員。在缺乏一線實操經驗的情況下，答卷人只能憑粗略的估計提供答案，導致報告結論嚴重偏離實際，大大降低了報告的可信服度。

對此缺陷，世行自己也心知肚明，為此，從2018年開始，世行通過不同渠道進行動員，希望有更多的專業人士參與答卷，睿庫也積極參與其中，使得中國的答卷人情況發生顯著變化，但其他國家的答卷情況一如既往，整體失真情況并沒有得到根本扭轉，直接影響了最終排名的合理性。

三、關于數值的變更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以及貿易便利化的推進，各國通關時間不斷縮短、通關成本隨著物價上漲逐年提高應當是一個可以預見、較為正常的情況，但世行報告的相關數值在過去五年間變化甚少，夸張一點說，幾乎是紋絲不動。

表3 中國近三年《營商環境報告》跨境貿易指標數據

注：數據來自于各年度《營商環境報告》

表4 部分經濟體近四年跨境貿易得分的變化

注：數據來自各年度《營商環境報告》

究其原因，一是專業問題超過了答卷人的能力范圍，二是問卷調查提供了一個“懶辦法”，那就是以上一年的數據為默認數值，如果認為沒有變化的，就是老數值，如認為有變化的，則改寫數值并提供數值變化的具體理由和內容，對非專業人士而言，選擇默認數值省心省力，即便是專業人士，提供準確答題沒有任何激勵，又何苦自找麻煩？

實際發生的變化不能得到客觀準確的反映，測評和比較的價值又在哪里呢？

當然，有關中國的數據，2019版報告當中得到極大改善，其原因是在2018年上海、北京、天津眾多專業人士參與答卷，提高了有關中國部分的數據準確性，但僅僅只是中國一個國家提供準確數據，并不能改變整體測評比較的偏差和排名失真。

四、關于概念界定

世行有關跨境貿易部分的調查問卷，主要集中在進出口貨物的通關及口岸作業中耗時和費用，分別使用了出口單證合規耗時、出口邊境合規耗時、出口單證合規成本、出口邊境合規成本、進口單證合規耗時、進口邊境合規耗時、進口單證合規成本、進口邊境合規成本八個指標。但是對于這些指標的界定十分模糊，導致不同的答卷人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理解。

以“進口單證合規耗時”為例，世行對其定義是“準備和獲取海關及其他監管機構在進口所要求遞交單證的耗時”。那么，在向中國海關進行進口申報時，需要提交的合同、商業發票、裝箱單、提單等單證一般情況下都是由國外發貨人提供的，對應這些單證所謂的“準備與獲取的耗時”應當怎么計算呢？難道要計算發貨人從國外寄出到收貨人收到單證之間的耗時，這顯然是不合理的，這些單證的郵寄耗時顯然跟對應貨物的跨境貿易時間及成本毫不相干。

另外一個例子：問卷中提到邊境合規成本應當包括“terminal handling charges”，但是這個費用究竟是指船公司收取的“碼頭操作費（THC）”，還是指碼頭運營人收取的“港口作業費用”，世行并沒有說明。如果指的是船公司收取的“碼頭操作費（THC）”，那么又帶來一個問題，船公司收取的這項費用算不算運價的一部分？如果是運價的一部分，就不應列入到世行邊境合規的考察范圍？如果不算運價，為什么很多船公司/開出的發票又是國際運費段的發票？

諸如上述情況，在世行的問卷中還有不少，直接影響測評數據口徑的統一和準確性，降低了報告質量。

針對世行報告測評方法論上存在的缺陷以及報告結論及排名的嚴重失真，睿庫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 客觀理性看待排名

看到世行的評分和排名存在的失真，以客觀理性的態度，在把它當做一個積極的參考的同時，不要被牽著鼻子走。

第二 就測評方法與世行進行溝通

世行曾多次對《營商環境報告》的方法論進行修改，針對跨境貿易部分的重大修改發生在2016版報告，因此對于合理的意見和建議，相信世行不會排斥。政府相關機構應該召集領域內的專業人士對測評方法中不合理、不明晰的地方提出解決方案，讓測評和排名更加公平，也讓問卷更加易于回答，并通過適當渠道和世行進行商洽討論，為世行報告測評方法的科學合理作出中國的貢獻。

第三 創建中國自己的測評方法并開展獨立的評測

實際上，已經有很多經濟體對世行的這個評分和排名提出了質疑，甚至有很多經濟體已經自行開展口岸營商環境測評（比如巴西）。我們認為中國擁有眾多的外貿口岸，全球十大集裝箱港口中中國占據一半以上，相關領域的從業人員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相關的監管部門也有著充足的執法經驗，完全可以共同努力開發出一套更加完善的測評方法。

第四 關注成本與耗時以外的內容

世行《營商環境報告》跨境貿易部分僅僅從成本和耗時兩個角度進行了考察，但是一個口岸的營商環境不應當僅僅只靠這兩點作出評價，這就好比將一家高檔飯店和一家路邊大排檔進行比較，高檔飯店的菜價、上菜速度可能均不占優勢，但你能說高檔飯店就比大排檔差嗎？我們是否還應當關注一下用餐環境、服務態度？我想對于一個口岸來講，同樣如此，市場競爭下形成的價格不應當進行干預，是否提前申報也應該留給企業去選擇，營商環境的好和不好應該留給實際從事跨境貿易的主體來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