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中國快遞行業受到多重因素影響，飽受價格競爭之苦，行業做大的同時，距離做強還有很遠的路。

近期一系列涉及保障基層快遞員權益、平臺經濟反壟斷等領域的監管措施，一方面有望使得快遞公司成本面臨剛性約束而無法大幅降價搶量；另一方面倒逼快遞企業采取簡單降價之外的競爭策略，例如產品和服務的差異化、品牌的溢價。

長期以來，快遞企業受到市場、平臺與監管三重因素影響，本文從三重邏輯的相互疊加和互動出發，探討快遞行業未來發展之路。

?2020年7月之前，市場邏輯占主導，投資機會主要來自規模效應帶來的規模和盈利增長，超額收益主要來自精細化管理到位的中通、韻達；

?2020年7月至2021年9月，平臺邏輯占據主導，極兔速遞的迅速崛起、融資，以及各快遞品牌在疫情后為了迅速填滿自身網絡產能而大幅降價，導致盈利、估值雙殺，上市快遞公司股票均下跌；

?2021年9月以來，監管邏輯占主導，從9月宣布提派費，到旺季漲價，價格恢復理性、盈利能力修復，逐步得到驗證，超額回報來自此前超跌、跟隨市場修復彈性大的圓通、韻達。

01、市場邏輯：降價搶量收益遞減

在快遞包郵制下，電商快遞的使用者與付費者分離，在定價上具有明顯的toB屬性，成本是商家選擇快遞公司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在服務上具有toC屬性，需要不斷提升物流時效和服務質量以滿足消費者需求，導致我們看到出現“服務越來越好，價格越來越低”的怪圈。

由于通達系快遞彼此熟知并且均有較強的學習能力，導致在過去的發展過程中，整體戰略趨同，走的都是擴大資本開支、降低成本、提升時效和服務以吸引更多客戶的路線，大多依賴電商快遞的單一產品和電商賣家這一客戶群體。

從單票成本的降低幅度能夠體現，目前規模效應的收益已經越來越小。以中通為例，截止到2021年底，其自有車輛中83%已經是大型卡車，其所有業務量當中92%已經通過自動化設備分揀，繼續通過業務模式的優化享受的規模效應仍有一定空間，但幅度已經有限。

▲中通日均業務量與單票成本

以海外經驗來看，聯邦快遞創意性地采用航空運送快遞，適應了當時美國高端產業興起帶來的時效件需求，獲得了商業成功，但也很快引來了競爭對手如傳統快遞巨頭UPS和USPS、航空貨運公司Emery和Airborne等。

對于頭部公司而言，發展初期各有優勢，但在后期業務模式互相滲透，在這一過程中依然存在低價策略，能否做好內部產品定位和分層以順應甚至創造市場需求是關鍵。

▲聯邦快遞件均收入曲線

聯邦快遞從1975年成立開始到1995年，長達二十年的時間內，其規模效應體現的非常明顯，單件收入從最初時的60美金以上的水平逐步下降至約15美金，此時FedEx的規模約為日均300萬件，此后的近30年內，其價格已經基本上穩定，僅出現非常小幅的下降。

從長周期和企業發展規律來說，隨著業務量的逐漸增大，規模效應會逐漸減弱，直至消失甚至逆轉。按照市場邏輯，競爭激烈階段頭部公司利潤率受到擠壓，落后公司均出現虧損，并且通過兼并收購或轉型等方式逐步退出，隨后行業見底。

02、平臺邏輯：商流甚至決定物流

電商平臺彼此的競爭，在早期不同平臺可以從商品的品類、品質、價格等方面做差異化，但隨著競爭的充分化，這幾方面的紅利逐漸消失，平臺之間競爭的策略也逐漸轉向物流和流通的效率，因此會通過自建物流、參股投資、控股并購等方式試圖構建自身在物流和供應鏈上的能力與差異化。

▲阿里系投資的快遞企業

在平臺邏輯發揮作用強的階段，積極對接平臺的公司享受到相應紅利，比如較早對接淘寶并接受阿里投資的圓通，一度成為行業市場份額第一的龍頭，比如跟隨拼多多崛起而興起的極兔速遞。

另一方面，也會因為電商平臺的參與而導致競爭格局發生迅速變化，比如快遞公司接受電商或零售平臺的投資甚至出售控股權（如蘇寧收購天天），一定程度上使得按照市場規律應該出現的出清過程變得更漫長。

另如亞馬遜與聯邦快遞之間，隨著亞馬遜自身物流能力提升，雙方終止了合作，甚至亞馬遜物流逐漸成為與聯邦快遞的競爭對手。除了自建，選擇投資參股（如阿里巴巴），則會通過資本、流量等方式間接影響市場格局。

正是由于包郵制度，電商快遞的定價與電商商品的定價未能有效區分，導致了電商快遞公司不能掌握自身服務的定價權。但隨著反壟斷環境的變化，平臺對于物流供應鏈的投資和掌控可能發生變化。

反壟斷的政策可能促使電商平臺重新審視自身的生態系統，物流作為整個電商產業鏈中的一環，電商平臺對待電商物流的策略也可能因此進行調整。

如果目前探討的“商品定價與快遞服務定價相分離”（即取消包郵制度）能夠有效施行，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電商快遞在定價上的toB屬性。

03、監管邏輯：停止價格戰推動力

隨著快遞行業規模體量增大，在就業、民生等方面的影響越來越大，主管機構的監管目標逐漸從促進行業快速增長轉變為穩就業和保民生，去年以來保障快遞員權益、禁止低于成本惡性競爭等一系列政策，就是最好的體現。

從國家郵政局十四五規劃的目標來看，服務質量排在規模實力之前，產業協同放在重要的定位，并且明確增加了“用戶和快遞員群體合法權益得到更好保障，市場競爭環境公平有序”，從2020年下半年以來的相關政策文件也印證了上述監管目標的變化。

高壓的監管，一方面有望使得快遞公司成本面臨剛性約束而無法大幅降價搶量（規模效應拐點更快到來），通過傳導成本使快遞服務價格逐漸恢復理性，另一方面倒逼快遞企業采取簡單降價之外的競爭策略，例如產品和服務的差異化、品牌的溢價。

監管的變化也使得市場的潛在進入者更少，比如哪吒速運向國家郵政局多次申請快遞牌照均未獲批準。后進入者在規模上處于劣勢，當政策管控行業的成本并且逐漸傳導至終端價格，新興品牌通過階段性降價迅速擴大業務量的難度就會明顯提升，從而有可能改變其決策思路，以及改變資本對于新興品牌的支持力度。

監管目標和政策的變化，會改變企業決策面臨的約束條件，從而影響到前面所述的市場邏輯和平臺邏輯，帶動或者加快企業行為方式的改變。這為快遞行業走出原有的價格戰提供了外部推動力。

總體來看，當市場邏輯占主導時（2020年之前）超額回報來自于通過管理能力最大化發揮規模效應的中通和韻達，當平臺邏輯超越市場邏輯時（極兔跟隨拼多多崛起）通達系無超額回報，當監管邏輯占主導時（從2021年9月份開始），超額回報來自此前超跌、修復彈性大的圓通和韻達。

未來，快遞行業的長期發展主題將是龍頭公司在自身份額和規模支撐的基礎快遞網絡之上，圍繞新的價值增長點進行布局：包括存量產品分層和客戶分群、出海擴張、上下游兼并重組等。